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為什麼中間階層執政為可行之最優政體？

人為什麼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首先必須了解亞里士多德的"人"是什麼意思。亞里士多德的人指的是"自由的人"，即自由作出選擇的人、不受強迫的人。所以真正的人，是依據理性作出行動的人。這種理性指的是，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懂得如何追求自己的最大幸福。但這種理性不是天生的，是經由累積而來的，在政治生活中才能累積起來的，例如如何與人溝通、要怎麼做才能達到人生的最高幸福，這些都是要學習累積的。學習到最後，我們就能夠在每一個行為中都能用最合宜的方式，自由的處理任何事情，這即是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人，是指有獨立意志的、理性的人。而理性與獨立意志只有在城邦中才可以保證、實現，所以這裡的人實際上指的就是城邦中的公民。所以城邦中的公民是政治的動物。 亞里士多德還說過 : 離群索居者，不是野獸，便是神靈。反過來說，人不是野獸，也不是神靈，故做不到離群索居，就必然要與人發生往來與關係。人是政治的動物，也可以理解成人是群居的動物。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政治，並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政治活動，而是在說人類是一種按其本性就應當在城邦中過著社會生活的動物。

那為什麼中間階層執政為可行之最優政體？城邦是由三種階層組合起來的，一部分是極富階層，一部分是極貧階層，還有介在兩者之間的中間階層。理論上，亞里士多德認為最理想的政體，是所有政治權力集中於一個至善的人。如果能取得兩個極端間的「中間」，在此制下適合大多數人最好的生活。依照中間原則，民主憲政的政體使龐大的中產階級具有主政的權力，是最可能基於公益適當的統治，勝過由巨富或巨貧來統治的政治。中產階級有助於秩序及穩定，可提供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亞里士多德主張由中產階層執政，中產階層能自食其力、自給自足，亦無奪權之野心，對貧富雙方均不會有嫉妒或仇視，這就是亞里士多德心目中建構良好的政體所必需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因為中間階級沒有那股極端的衝動而能擁有理性，其不是極富也不是極貧的人，他們沒有極端的動力，因此由中間階層治理的城邦就能避免掉許多的黨爭，而讓城邦中的衝突大為減少，為了使政體穩定，中產階級的人口數必須大於城邦中富人和窮人的總和，這樣才成確保城邦的政治是由道德為主導並且內化到整個城邦運作。

哲學家國王是夢話?

我認為哲學家國王是夢話。

哲學家國王之所以會被蘇格拉底所提起，乃因有前面對理想國家循序漸進的描繪與堆疊，包含衛士的培養與所具備的信念、城邦作為整體利益應大於個人利益等。蘇格拉底以「洞喻」來比較有知識的人與沒有知識的人的差別，說明當統治者必須要有知識且最好是哲學家，蘇格拉底且歸納出城邦的公民應該要學數學、天文學、幾何學和辨證學。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私慾不可超過為國家謀求整體幸福的信念，否則便不是身為一個統治者所應具備的─最關心國家利益的人。

柏拉圖指出除非哲學家成為國王或者國王成為哲學家，使政治權力與智慧相結合，否則理想國就無法建立。他認為只有哲學家成為統治者，正義的國家才能建立起來。

但究竟哲學家會比政治家更關心城邦利益嗎？

拿哲學家與政治家相比較，他們都能作用於全體公民，但他們之所以會被稱為兩個不同的名稱，就代表他們必定是功能不同的。在蘇格拉底的觀點中，政治家是不比哲學家來得懂「真理」的，因為「懂真理」所需要的便是身為一個哲學家才具備的定義與能力，但我認為這種人或許可以成為一位好學者，但不會是一個好領導者。所以我認為最好的情況，是由政治家擔任領導者，哲學家擔任幕僚(輔佐者)。

在「哲學家國王」問題上，蘇格拉底也認為這是一件一說出來就必定會遭受輿論軒然大波的事。因為除了當時國家都是政治家在統治以外，回到蘇格拉底受審時所受到的批判與控告，盡是說他腐蝕年輕人的心靈、妖言惑眾等等的指控，也因此在人民的普遍認知中，哲學家似乎就是個想出一些怪裡怪氣的言論、有意破壞普世價值的身分。蘇格拉底所希望的哲學家國王，同時也反映出與當時現況的諷刺 : 有權力者（如陪審團）以無知當有知、對於民主的認識，恐怕也只是因為在他們認知下的民主能帶給自己權力或是其他個人利益，而自稱實行、遵循著民主。所以需要有天賦卓越、醉心於追求真理，並且經過長期的艱苦學習的哲學家來協助治理國家，因為他們掌握善的知識。

蘇格拉底之死與我們何干？

蘇格拉底常在雅典的市集內和不同職業的男女老少論道，他擅長用問答的方式，
引導他思想和行為的見解。他質疑雅典的城邦政制，並致力傳播這種思想，
但這也使他被指控以下兩項作狀，一是不敬神；二是敗壞青年，並被判處死刑。

蘇格拉底的死與政治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從文獻可知，蘇格拉底不僅是個哲
學家、道德家，也可以說是個政治家。蘇格拉底與其說是因為“敗壞青年”、“不敬
神”被判死，不如說是由於伯羅奔尼撒戰爭後的政治鬥爭。

在申辯的過程中以及談話的過程中，人並不都是全知的人，就連蘇格拉底自己都
這麼認為，但是他唯一比凡夫俗庸的人民好一些得地方就是他自己知道自己並不
是全知的，而他所說的話在場的人卻毫無可以反駁的餘地，可以看到號稱民主的
雅典，卻是無法接受說出真話的，蘇格拉底在這場申辯之中推翻了雅典的民主文
化，雅典人可能憤恨的是蘇格拉底就這樣污化了他們所推崇雅典民主，當大家都
站在一個無知無法接受事實的立場的時候，僅有蘇格拉底一個人不顧生死，為真
理站出來獻身，為了神的旨意，也為了自己的道德，而其他雅典人民實際上都是
懦弱的，雅典大部分的人都是媚俗從眾毫且心胸狹隘的。

從現代人的角度看，當時的雅典，所謂公民權利並不存在，保障個人權利的重要
機制如憲法、法治、辯護律師、信仰自由等制度都還未形成。所以蘇格拉底之死
一直被人認作是雅典民主制缺陷的體現，它體現了雅典制度下人民的非理性或是
法庭的不公，其最終的遭遇，是死於雅典公民法庭的判決之中。在古代雅典，純
粹的多數為大，無論任何要求，少數都必須服從多數，只要成為多數派，權力就
是不受限制的。在這種情況下，對蘇格拉底的處置雖未必公正，但卻是合乎法律
的。也可以說，蘇格拉底死於民主派的政治報復，嫉妒和譭謗才是迫害他的主因
。因為當時的雅典民主畢竟仍是一種粗糙的氏族民主、一種未開化的原始民主。

蘇格拉底之死又是一種自我犧牲。雅典當局要他在放棄原則與飲鴆而死之間做選
擇。如果只要為了活命，他大可以在法庭上表現得謙卑、順從，而非拒不認罪，
更非大言不慚地要求被視為英雄。保持緘默或逃亡，都不是蘇格拉底的選項。

台灣現在的社會，號稱民主的社會，是個可以像蘇格拉底一樣發表自由言論的世
代，但是擁有追究事物熱情的人民僅是少數，文本裡面提到:「使我處死的不是缺
乏根據，而是缺乏厚顏無恥和懦弱，事實上，我拒絕用討好你們喜歡的方式說話
。」在面對強權時，人們往往無條件的表現屈服或軟弱，很少人能堅持自己認為
是對的事情，就算有，也會因為「少數服從多數」，而多數僅尊重少數，這項難
以改變的定律而受阻，所以我希望在這個民主機制比當時雅典發達的年代，能出
現下一個蘇格拉底，延續他當時的精神，也就是連在面對死亡時都仍維持自己心
中的價值，來改變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