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為什麼中間階層執政為可行之最優政體？

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嗎?我認為是的，如亞里斯多德所說，人基於天性而結合繁衍後代，形成了家庭，家庭是共同體的最小單位，而從家庭延伸出了村落、部落，最後形成了城邦、或是國家。我們在共同體中，除了家庭滿足感情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結合成團體更有利於生存，對抗野獸、覓食、利用周遭的資源與環境，以及免受別的團體的侵害，而在每個共同體當中，都需要決策者與執行決策的人，這是因為人與人之間會有意見的衝突與摩擦，人越多聲音也就越多，權力越分散事務的決策就越容易延宕，因此權力的分配(或亞里斯多德所說官職的分配)在共同體中就十分重要。

亞里斯多德說人之所以不同於動物，在於我們的語言文字，能討論與界定什麼是善與不善，什麼是正義，因此我想人的政治之所以不同於動物的社群，一個差異是政治的目的在於實現正義。它的起源可能是這樣的，人與人發生衝突，會去爭辯誰是誰非，而分出了是非後，我們可能基於憤怒，或基於警惕想要讓做錯事的人付出代價，因此需要訂定法律，還需要判決者與執行者，另外還有一些大家共同認為是善的事物，也需要訂出法律與執行，政治共同體就扮演了這個角色，它可以站在較為中立客觀的地位去處理公共事務。但實現正義這個目的卻常被批評流於空談且太過不切實際，政治人物不管好事壞事都打著正義的口號，但是想想我們真的需要它嗎?或我們能不談及這個目的而去談政治嗎?

文中提及:「君主制和貴族制我們已經做出了闡述，因為探討最優良的政體實際上與探討以這兩種名稱命名的政體是同一件事，二者都希求與天然條件相結合的德行。」可見亞里斯多德認為君主制或貴族制才是最優良的政體，但他也認為一旦最優良的政體走樣，就會變成最惡劣的政體，回顧我們的歷史，君主制中若出現一代明君，整個朝代就會興興向榮，但是一旦出現暴君，就會呈現另一個極端，所以為了分散風險，避免把賭注下在一個人身上，亞里斯多德才認為中間階層執政是可行之最優良政體。

亞里斯多德論述那些出身、相貌、地位、能力都最突出的人易於變成暴虐者，因為他們一切都太順利，不知謙虛為何物，也聽不進去別人的建議；而那些在上述條件上都十分不足的人則不了解如何去統治，他們時運不濟，缺乏良好的訓練，只能當被統治者；而中產階層的人較可能經歷過順境，也有逆境，他們也更能去理解雙方的想法，因此一群外在條件中等的人更能行中庸之治，不容易走向極端。但是在第四卷11章中，亞里斯多德也提及在那個時代，不管是貴族或平民占了上風，都會去排擠中等階級，造成可以達成中等階級治理的城邦很少。

這個想法是對的嗎?不管在有產者或平民中，如果人確實是不容易去理解其他階層的想法，那中等階級的治理應該較不容易走向極端，但我們不可能把權力只限制於中等階層手中，更何況在各個階層都有善於統治的人，因此能做的應該是使不同背景階層的人，有產者、中等階級、平民都更有機會參與政治事務，表達自己的意見，儘管在現實中，較可能表達而影響決策的人多是有權勢者，另外這篇文章也讓我想到美國目前的總統川普，他似乎代表了這篇文章的反例，他因為站在財富與地位的頂端，可能較難以體會其他階層的想法，因此上任後有過許多極端的言論與政策。

哲學家國王是夢話?

若是參考王制篇中蘇格拉底對哲學家的定義，但不完全採用他的價值，我會把哲學家定義為善於思考，能認清事物本質的人，而對國王一詞，我理解為國家領導者的意思。

哲學家的定義很廣泛，從古至今，西方和東方，很多能提出一套有系統的理念的人都會被稱為哲學家，另外在中國古代，孔孟、老莊、墨家、法家等人的哲學都在處理、或是可被理解為他們的政治理念，關於如何治理國家，或是君主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特質，因此對中國哲學家們來說，他們的理論其實也隱含了哲學家治國的理想；但是在西方哲學中，依照我的認識，就算在古典政治哲學中更多探討的是如何證成國家統治的正當性，這類型的哲學家可能擅於思考，像蘇格拉底所說的：能去聯繫事物彼此間的關係。

而哲學家是否能良好治理國家?換句話說，一個擅於思考，能認清事物本質的人是否蘊含：他能是一個優秀的統治者，我認為答案是不一定，尤其在國家事物如此龐雜的現代，領導者可能還要具備能和諧的處理人際關係、有領導能力、做事有效率、也要對行政事務有良好的處理能力、還要具備各方面的基本認識，但這正是王制篇中所不看重的屬於可見世界的知識（蘇格拉底稱為信念)。

但是相反的，我認為一個良好的領導者必須具備王制篇中所定義的兩個哲學家的特質：

１.受過良好的教育，依照蘇格拉底的洞穴之喻，受教育的目的是能脫離可見世界，認識理型界，而且透過教育擁有一個清楚的價值信念。我們能延伸的想法是透過教育，人們能學會去思考，思考表象背後隱藏的意涵，也思考道德上怎麼做才是對的行為，人的思想才不會停留在現實利益層面，我認為我們無法只靠思考有利的行為就知道什麼是應該做的行為，與應然背後的價值，但是有時去做應該的事反而能達到人民更高層次的利益，兩者應該相輔相成。

還有透過教育對基礎的學科有基本認識，例如在現代這樣科技化的時代，領導者若不對科學有基本的認識就有可能在相關方面做出錯誤的判斷；而領導者若是不接觸人文學科，也有可能會輕視這些學科，而造成國家在這方面的發展被限縮。

２.蘇格拉底認為當認識到理型的美、善、正義後，一個人就不會想在可見世界中爭奪權力。一個想著爭奪權力的領導者，他所做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他自己，如何彰顯自己、提高自己，而不是思考怎麼做對人民或國家更好，因此這個定義似乎也能作為我們評價領導者的一個方式。

但是另一個問題是，哲學家國王可能實現嗎？在文本中我們能看到蘇格拉底和格老孔所討論的，已經離開洞穴的人，是不願意再過囚徒的生活的，蘇格拉底對此的回應是，在雅典，青年利用國家的資源才能得以認識更高的善，他們應該有所回報，而且這是「對正義之人提出正義的要求」，而現實中，有許多能力好、聰明、但對權力沒興趣的人也有可能不願意淌政治的混水，我們卻似乎不太可能用文本所述菁英式篩選的方法產生領導人，那我們如何才能選拔出具有適合治理國家特質的領導人呢？

一個想法是我在某堂課聽到同學提出的，他認為那些會在公司或政府中掌權的人，通常自身道德標準都不高，因為一個道德標準很高的人對自己有很多要求與限制，反而不像一個以權勢為目的的人一樣能有效達成自己的目標，所以除非能力真的很強才能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中出頭，這造成了實際面與理想面的落差，而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10/8課程回覆

1.為什麼民主政體下的公民處死了說真話的同胞?

民主政體這個詞，應該是與君主政體相對的，因此要思考這個問題，我先想到的是，在君主政體之下誰會被處死?從我們所學的歷史中，會被懲罰的人有兩種:
一、是與統治階層意見相左，價值觀不同的人。如中國古代社會重視孝順、婦女守貞，如果違背了這樣的價值觀則可能受到公審；
二、是違背了統治階層的權威性、利益的人，例如有許多高官重臣因為違逆了君主而失去生命。
在民主政體之下其實情況是類似的，雅典民主是由公民共同行使政治權力，蘇格拉底會被處死，原因是他在街頭公開與「有智慧的人」辯論，對那些被他的論證打擊的人來說，他們應該更習慣於接受讚美而非批評，蘇格拉底的存在，就像要他們面對自己是傻子一樣難以接受，而他們是一群在社會上擁有地位的人，因此對當時的統治階層造成了必須懲罰蘇格拉底的壓力，換句話說，蘇格拉底會被處死，是因為他傷害了有權力者的利益與權威性。

2.公民說不說、聽不聽真話、看不看重真假與民主有什麼關係?

蘇格拉底被處死的理由與第二個問題有關，民主政體在大眾意見相衝突的時候，往往以投票方式解決，若是在雅典時期，他們投票決定的是社會議題，而在現在投票決定的大多是誰能當選治理社會，如何促使大眾思考要選擇哪一邊站?在雅典是辯論，在現代則是行銷包裝、政見發表，在這種情形下，考驗的並不是真與假，而是如何贏得人心，真話在其中的影響為何?恐怕很小，因為大眾難以辨別真假，也沒有花心思去辨別，例如蘇格拉底在第一場申辯結束後其實快成功拉平了決議判他死刑的票數，但後來他強硬的言詞似乎又確定了他的死刑。

雖然在多數的社會中，關心利益而非道德判斷與真假都是普遍的人性，但是似乎在民主中的某些制度強化了不看重真假的判斷、使得這些判斷能具有合法性。

柏拉圖-申辯篇反思

申辯篇中我們看到蘇格拉底展現許多成為後世典範的美德，藉由柏拉圖之筆，蘇格拉底的人格特質與他的辯論，影響了哲學、政治中關於善、正義的討論，對西方文化影響深遠。

在申辯篇中我認為蘇格拉底很成功的先引導美勒托承認:所有雅典人都使希臘青年學好，只有蘇格拉底使他們學壞，再用類比青年為馬駒的方式指出美勒托根本不了解誰對青年有什麼影響。但是蘇格拉底的論點並非沒有缺點，例如他提出:

1.      惡人對身邊的人有壞影響

2.      不可能有人有意侵害他人心靈，因為被他侵害的人會反過來使自己受到壞影響。

3.      沒有人願意受壞影響。

結論:蘇格拉底不可能有意侵害他人心靈

但是，我們知道前提二是錯的，因為壞人不一定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壞(但其他人客觀認定他的行為是壞)，所以他有可能有意的影響別人，甚至他就算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壞的，他都已經壞了，更不介意別人反過來影響他。

而在美勒托指責蘇格拉底不信神時，蘇格拉底給的理由是:自己如果相信某些神，不可能同時又不信神，但美勒托其實可以反駁，蘇格拉底所謂的「神」，用法與自己並不一樣，他所相信的那些不由雅典所承認的「神」，並非真的神(蘇格拉底似乎有自己對超自然存在的定義)。

但蘇格拉底展現的最美好特質是:無論如何都誠實行事，而且就算對自己將會有幫助，他也不說出不真實的話，他甚至還要幫助其他人也達到跟他一樣的正直。對比於對他提出控告的人們，宣稱蘇格拉底:「腐蝕青年心靈，相信自己發明的神靈，而不相信國家認可的諸神。」美樂托等人提出控告，卻對自己所說的內容從沒經過仔細反省，甚至明知為假的命題也能說出口，這種行為只是把語言當成達到目的的工具，而無法讓我們能夠接近真理。這種現象在現代表現在新聞媒體上，只要有利可圖，無論是否聳動不實的標題、內容，都能被刊登，有時打著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名義、或把錯推給消費者，而寫下明知為假、會造成誤會的報導。

說真話如此重要，透過誠實，人與人之間才能良好的溝通，信任彼此，才能探討何謂真、何謂假，但是還有一個我們必須誠實的地方，是如蘇格拉底所說的:認清自己的無知，不要誤以為自己擁有智慧，就算是蘇格拉底本人，他比我們有智慧的地方也不過是，他了解自己的無知，而其他的事物，幾乎是我們所不知道的，的確，關於我們身處的宇宙，人類只能認知到表象，只有假設中超越的存在，才能認識實在，而我們應該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應該還有更實際的理由，就是我們生活在世界上，雖然能知道許多知識、規律、現象，但無法獲得那種絕對的智慧，因此我們應該更謙遜，不要抱著自己高人一等、甚至能主宰自然的心態去做事，而應該先思考什麼是對錯，就像蘇格拉底所教人們做的一樣。

另外，很喜歡蘇格拉底的最後一段話:「我們離開這裡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但是無人知道誰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知道。」